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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形势逐渐好转，赵构再接再厉，采用户部尚书张悫之议，废漕运直达法，复用旧法转般仓，由发运司官分认逐季地分，各行检察催促。

    眼见朝廷动了真格，一些地方官员也“终于”完成了“国难税”催缴和押解。

    有了钱粮，才能着手整治军队。

    小赵官家乃以张悫为同知枢密院事，并颁布了新军制：

    凡师行卤掠违节制者死，临陈先奔者族，败军者诛，全队一军危急而它军不救者刑主将，余如军法从事。

    没过几日，其人又诏诸地抽调兵马八月份赶至行在，后期者必诛。

    别管这些措辞极为严厉的诏令能不能真兑现，至少朝廷不需要再小心捧着这些丘八们，可以说狠话了。

    在赵构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新宋政权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初创期，内政逐步走向正轨，军队整肃也打开了缺口，全国上下都在积极应对未来的立国之战。

    这段时间，北面的大同帝国也没有闲着，同样在抓紧时间消化新扩张但领土，并积极做着新的战争准备。

    最先完成扩张，并结束大规模治安战的是淮南两路。

    其地之前就被共建会渗透得相当厉害，大战开始后，同军兵分三路攻城拔寨，对各地的军事扫荡相对来说也最彻底。

    随着共建会基层组织搭建，并完成比较深入的重新编户后，赵宋遗留下来的匪盗、溃兵便再难在几乎没有高山密林可以躲藏的淮南地区立足。

    第一阶段初见成效后，大同淮南巡抚使司再接再厉，开始推行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社会改革，此举却遭到了真、扬等繁华州县的守旧势力强烈抵制。

    只是，大同帝国如今消化新占领区的政策和经验已经非常丰富，只要不是盲目扩张，配套力量也能及时到位，绝不会被任何形势的抵抗难倒。

    在不可阻挡的“历史潮流”面前，这些螳臂当车者连仅仅掀起了一点小小的浪花，就被大同帝国的专政铁拳砸得粉碎。

    而在两浙路，第六军关胜部的进展也不太顺利。

    兵部虽然早就给了关胜第六军的编制，但其部驻守在距离本土千里之外的飞地明州，补给不便，实际员额很少。

    直到第二次讨宋之战前，第六军仅落实了两个师加一个营的兵额。

    其实，以这些兵力击败孱弱混乱的两浙各地宋军，基本没有难度。

    但同宋两国当治政基础相差天壤，要想在战后切实掌控全路两府十二州七十九县，并挡住宋军随后的反扑，仅靠这点人显然不够。

    方腊之乱后，不仅宋廷明显加强了对两浙路的控制，其地士绅阶层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考虑，也加紧了对底层泥腿子的经济和思想管控。

    特别是将造反起家的徐泽和前些年杀人如麻的方腊相提并论，对没有亲眼见识过同军行事的底层百姓来说迷惑性极大。

    除了深受同军影响的明、越、杭、秀四州外，其余各地要想再建一套基层组织并彻底消化，同军要做的工作就多了去。

    这也是第二次讨宋之战进入尾声时，徐泽命兵部增援第六军两个师的主要原因。

    不过，既然早些年借方腊之乱播下了火种，自然不会真的被反动势力彻底扑灭。

    当鲁智深率军攻入睦洲后，徽州（即原歙州，方腊之乱平定后改此名）本已销声匿迹数年的方腊残党庞万春部再次举旗，迅速攻陷绩溪、歙县、休宁等县。

    随即，其人又主动迎接同军入境，并自愿接受整编。

    总体来说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。

    两浙路的反动势力虽然顽固且极其狡猾，善于忽悠底层百姓。

    但只要大同的社会基层组织顺利铺开，让饱受压迫的底层百姓看到大同完全不是赵宋官府宣扬的那样后，他们反而会在很短时间内转化为最坚定的支持者。

    相对而言，只在几个关键节点爆发有限战斗的京西两路情况反而要复杂得多。

    不管是赵宋守旧势力的总巢穴河南府，还是地处深山之中交通极其不便的金、均、房等州，都是大同短期内难以消化的硬骨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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