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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很多解释，让方孝孺耳目一新。

    比如法治思想。

    他试探的问道：“我记得，韩国公近两年一直在研究法治思想。”

    陈景恪自得的道：“就是我启发的，不过他的法治思想与我的有所不同。”

    李善长毕竟是古典法家门徒，他的法治是对法家思想的重新解析，只是比较偏向于律法这一块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他的法治思想，已经和陈景恪最初提到的法治关系不大了。

    而陈景恪的法治，就单纯是从律法角度出发去定义的。

    对此，方孝孺并未感到意外。

    他就是在陈景恪的引导下，才进入唯物学殿堂的。

    李善长在他的指引下，弄出法治思想是很正常的。

    但也有很多解释，让方孝孺感到心惊肉跳。

    比如军队，非一家一人之军队，而是万民的军队。

    军队来自于人民，责任和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，保护天下万民。

    至于效忠天子，对不起，没有写。

    但陈景恪又不是铁头娃，自然不会作死。

    他在后面补了几句，君主是国家领袖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。

    拥有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。

    而军队要保持纯洁性，必须直接归君主统治，其余人不得染指。

    但即便如此，也有点大逆不道了。

    皇帝不追究倒还无所谓，要是追究起来，少不了断头台走一遭。

    方孝孺一方面感叹于陈景恪的胆量；另一方面也为朱元璋和朱标对他的包容，感到不可思议。

    事实上他却不知道，陈景恪也是通过一件件事情，一步步取得朱元璋的信任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最根本原因还是他从未否定皇权。

    反而在某种程度上，论证了皇权存在的必要性。

    毕竟，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最高统治机构的，而机构又需要一个最高领袖。

    除了皇帝，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

    至少目前没有，不是吗。

    至于以后会不会有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

    非但如此，他还将皇帝的利益和万民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。

    皇权想长久存在，就必须保证万民的利益。

    而万民力量弱小，需要有一个强者来带领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。

    只有皇权才能做到这一点。

    这个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看来，相当的扯淡。

    皇帝就是最大的剥削者，怎么可能真的会去保护万民的利益？

    然而在当时，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    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

    这种思想可是被所有人认可的。

    王朝想要长久，就必须保证民的利益。

    只不过，在不同的时期‘民’所指的群体不同罢了。

    但在明朝，民指的就是天下众生，不是某一个特定群体。

    陈景恪利用这一点，在这句话的基础上，进行了一些拓展。

    最终将皇权和百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。

    只要皇帝相信了这一点，剩下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。

    朱元璋是否相信，陈景恪不敢确定。

    但他敢肯定，朱标和朱雄英是信的。

    ——

    这些大的框架，有的陈景恪自己已经完成了论证，有些限于阅历不够无法完整的论证。

    尤其是很多论证，和华夏传统思想融合不够完美。

    找方孝孺过来，就是希望能获得他的帮助，完成最后的论证工作。

    不要小看了这一点，很多时候框架再好，论证不完美也没什么用处。

    方孝孺已经彻底被陈景恪的宏大思想体系所吸引。

    对此自然是欣然同意。

    于是两人就摒弃外界影响，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同思想的论证中去。

    (本章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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